钱学森说：“中国人很聪明，又最能吃苦，只要领导得好，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!”这句至理名言难道还不够资改先生们一辈子去破解、去求证么?红旗渠的今日命运，成了我心中难解的痛结。而身处“弱势群体”的我，又能为它做点什么呢?今年“五.一节”我从红旗渠回到家，沉重的心让我彻夜难眠。我只能用自己的笔在写字板上不停不住地写有关红旗渠的文章，几次写到下半夜，悲从中来，忍不住伏案痛哭，泪水打湿了写字板，哭声惊动了家人。我为红旗渠的今日命运而哭，我为红旗渠英模们的悲惨遭遇而哭，我为祖国人民的前途命运而哭!渐渐地，我不再流泪，悲痛延绵为无穷无尽的思索，这绵绵不断的思索又在我心中凝铸为一种这样的信念：红旗渠这样的人间奇迹只能产生于毛泽东时代，也只适合生存于毛泽东时代;失去主人地位的中国人民，本事再大，也难以创造出那般奇迹，也再无能力保护自己曾经创造的奇迹;只要有个支点，中国人民可以翻天复地，那支点就是毛主席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;林县人既能创造人间奇迹，也能搞出“豆腐渣”工程，其间的转化，在于人民失去了自己当家作主人这个“支点”，人民应该赶紧醒来，找回自己的主人地位，快快重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，否则，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将倒地而毁，跳楼的命运将不可避免。

　　红哨

　　红旗渠既然是毛泽东时代的产物，是社会主义制度创造的奇迹，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成果，是新中国前30年光辉成就的有力见证，右派精英当然必欲除之而后快。

　　资改精英们首先从政治上对红旗渠开刀。他们首先将修建红旗渠的决策机关，被中央肯定为“马列主义领导班子”的林县县委，打成“四人帮”的帮派体系。其关键依据是一本小册子。林县县委档案室从1957年开始，每年将全国报刊登载有关林县的文章和信息收集印刷成册，作为历史档案资料保存，这已是历年形成的惯例。1976年这一期资料，本年11月20日开印，1977年11月29日才印完。其间有人提出：“四人帮”被粉碎了，再印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的资料不太合适。办公室主任曾让暂停，但最终决定只少量印几本作为资料保存。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正常工作，可问题偏偏出在这几本小册子上。这本小册子共收集资料82篇，据说其中居然有63篇涉嫌“攻击、诬陷”“敬爱的邓付主席”，罪名大得很。“文革”中极力反对修建红旗渠，将杨贵和县委多数领导往死里整的另一派群众组织头目雷xx、靳xx、刘xx偷出一本小册子，并立即报告中央和“敬爱的邓付主席”，中央有人将此事定性为“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”，责令河南省委严肃处理。河南省委专门下发了[1978]26号省委文件，给予县委常委、办公室主任赵迎秋留党察看一年、撤销职务的处分，给予县委办副主任王树英撤销职务处分(该文件于1989年被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撤销，赵、王两同志只撤销了党纪处分)。但事情远远没有结束。

　　在接下来的“两案”清查运动中，林县县委和杨贵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扣上“四人帮帮派体系”的帽子，在全县展开揭批“杨贵帮派体系”的大清查运动。从县委到生产小队;从县直各机关到厂矿企业的车间班组;从县级领导干部到生产队的电工、饲养员、厂矿门卫，层层揪“杨贵帮派体系”和“黑爪牙”，干部群众人人自危，惨遭迫害。全县上下层层办“说清楚学习班”，仅县直就集中办了6个跨局委“说清楚学习班”。批斗对象被限制人身自由，专人看管，不准外出，不准互相交谈，被车轮战、疲劳战、不准睡觉，残酷折磨，被随意侮辱谩骂、人身攻击。大批斗时间长达四个多月。在这种高压政策之下，有3人自杀身亡，3人自杀未遂，整个林县，一片白色恐怖。

　　全县的“两案”清查运动，以杨贵和红旗渠划线。他们污蔑红旗渠是“黑心渠”、“死人渠”，修建红旗渠是“劳民伤财”，“和秦始皇修万里长城一样有罪”，红旗渠“对外惊天动地很凶，对内灰心丧气很空，欺骗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”。一时间，整个林县变了天：被党中央称赞为“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核心”的林县县委，成了“黑县委”，成了“杨贵帮派体系”;修建红旗渠的主要决策者杨贵成了“四人帮线上的人”，“红旗渠是杨贵晋升的敲门砖”;凡是积极主张修建红旗渠的人，凡是歌颂和肯定红旗渠的人，都是杨贵帮派体系，都成了“三种人”，都得受清查、挨批斗，都得撤职、开除、清退、查办;凡是极力主张砍红旗渠项目的人，凡是攻击污蔑红旗渠的人，凡是“文革”中反杨贵的群众组织头目，那怕是血债累累的打砸抢分子，都受到提拔重用，甚至成为清查运动的负责人和依靠对象。

　　原县委常委17人，14人被打成“杨贵帮派骨干”，受到免职、撤职、留党察看、开除党籍政籍、逮捕判刑、撵到农村、工厂接受改造等处分。

　　——县委副书记、红旗渠特等劳动模范马有金，1946年参加革命，曾任红旗渠工地指挥长。他被打成“杨贵帮派骨干分子”后，身体承受不了批斗折磨，铮铮铁汉自杀未遂，经抢救复活后，被赶回农村老家改造，禁止医院为其治病，含冤去世。

　　——县委副书记周绍先，1945年入党，1948年参加革命，曾任红旗渠第一任总指挥长，长期带病工作，积劳成疾。他被打成“杨贵帮派骨干分子”，免职留党察看两年。因做过心脏大手术，经常吐血，不能行走，就令其子女用车子推到会场接受批斗，在反复折磨中含冤去世。

　　——县委副书记、县革委副主任刘章锁，1943年参加革命，行政15级。被打成“杨贵帮派骨干分子”，留党察看两年，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，后因写信申诉，被定为翻案，又开除党籍，被赶到工厂改造，每月只给生活费300元。